本文作者蓋茨基金會CEO馬克·蘇斯曼

　　2022年對于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和全球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向我們吹響行動的號角——為受影響最大的國家和社群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目前已導致數百萬人死亡，除了這一直接影響外，它還減緩、暫停、甚至逆轉了全球健康和發展領域來之不易的進展。在近二十年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后，我們看到數千萬人重新陷入貧困、兒童免疫接種率下降、瘧疾和結核病等疾病病例再次增加。氣候變化使所有這一切變得更糟，對于那些依靠農業獲得糧食和收入的農村貧困人口來說，他們的境況尤為艱難。在美國，我們看到疫情給教育帶來巨大挫折，其中黑人、拉丁族裔和低收入學生受到的影響最大。

　　與此同時，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繼續拉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對超級富裕人群的審視，以及對慈善的動機和作用的懷疑。

　　在如此嚴峻的挑戰面前，我們躬身自問：相對于政府機構、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而言，像我們這樣的慈善基金會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和價值?我們應該如何被衡量和評估?什么樣的機制能督促我們更好地履行責任，確保我們的貢獻有所增值并與他人互補?

　　今天，蓋茨基金會經歷了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也是我們對最后一個問題的回答。我們自豪地宣布委任新的理事會成員，他們來自蓋茨和巴菲特家族以外，將為基金會提供更多的建議、戰略指導和監督。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比爾的父親、蓋茨基金會名譽聯席主席，也是我們的長期引領者老比爾·蓋茨先生在2020年底不幸離開了我們。此外，沃倫·巴菲特在擔任蓋茨基金會理事近十五年后于去年卸任。同時，比爾和梅琳達也清晰地認識到——尤其在他們離婚后——引入強有力的獨立聲音、幫助基金會完善治理結構，將對我們大有裨益。新的理事將帶來多元化的視角和專長，有助于確�；�金會今后的穩定和成效。

　　我們十分榮幸地邀請到三位新的理事加入我們。他們(詳見第二條推送)博學多識且備受尊敬，在全球商業、慈善和發展領域有著出色的履歷。對于他們的加入，我們無比激動。多年來，我曾有幸以不同身份分別和他們三位合作，深知他們能夠為基金會帶來誠信和洞見，從而實踐我們共同的使命，創造一個人人都有機會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比爾和梅琳達還邀請我以基金會首席執行官的身份加入理事會。理事會可包括最多九名成員。我們目前正就引入更多人選積極溝通，力求在理事會的性別、地域和專長構成方面更加多元和均衡。

　　全球愿景

　　15年前的這個月，我來到西雅圖，負責為基金會新成立的全球發展部門開展政策和倡導工作。彼時基金會獲得了沃倫·巴菲特規�？涨暗木栀洠�得以啟動全球發展相關的工作。基金會的項目范圍也從全球健康和美國教育擴大到農業發展、普惠金融，以及水源、環境和衛生等領域。

　　加入基金會前我在聯合國工作了七年，在時任秘書長科菲·安南的領導下幫助推出了千年發展目標。這些目標為人類設定了宏偉的議程，圍繞消除貧困、健康和教育制定了可衡量的目標，并于2000年被全球所有國家采納。這些目標以及隨后推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代表了全世界讓所有人獲得更美好生活的集體承諾。

　　這些目標對我個人來說同樣意義非凡，因為這也是我決定離開《金融時報》記者一職、開拓新的職業方向的主要原因。

　　我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長大，來自一個顯赫的政治家族。我的家族積極地與針對有色人種的法律犯罪進行斗爭，但同時，我也享受了一個白人家庭以及我作為白人男性能夠獲得的舒適生活和機會。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意識到那些根本的不公平，因此也深切希望能夠利用我所獲得的優勢幫助解決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問題。做記者是我最初的切入點，也因此報道了種族隔離制度的廢棄，以及納爾遜·曼德拉當選民主南非的總統。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千年發展目標推出的同一年成立，背后承載著類似的初衷。上世紀90年代末，比爾和梅琳達了解到，低收入國家每年有數百萬兒童死于可預防的疾病，比如在富裕國家基本已經消除的輪狀病毒。他們的技術背景使他們深信，創新能夠給落在后面的人們提供機會，他們也渴望清除那些迫使最貧困的人群無法獲得疫苗和治療的障礙。與此同時，他們意識到自己從良好的教育機會中受益匪淺，因此發起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美國公共教育的資助，特別是為黑人、拉丁族裔和低收入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幫助他們讀完高中，繼續大學教育，從而過上更好的生活。

　　蓋茨基金會希望通過與私營和公共部門建立新的伙伴關系，讓貧困人口從創新中受益，這一愿景已初見成效。例如，新世紀伊始，我們與多個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創辦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和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全球基金)，這兩個具有開拓性的組織迄今已挽救了6000萬人的生命。

　　但這些在基金會早期的工作中算是例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往往更傾向于與美國和西歐的一小部分合作伙伴進行合作，對與各國政府進行互動的必要性認識不足，也沒有把基金會的工作與千年發展目標等更廣泛的議程聯系起來。

　　我們經常對一些潛在的突破性創新傾注極大熱情，卻忽視了推廣這些創新并令其持續發揮影響所需要的復雜系統，包括各級政府和社區參與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基金會在美國的工作也很快遇到了挫折——我們的第一個重要教育項目是建立較小規模的學校，但它們并沒有像最初的試點那樣產生顯著成效。

　　用來自非洲的健康和發展倡導者、基金會的伙伴格拉薩·馬謝爾(Graça Machel)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在重點開展工作的國家和社區“認真聽取”其他各方的觀點。

　　學習和成長

　　雖然基金會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要實現我們的使命，我們必須不斷發展。讓我感到高興的是，比爾、梅琳達和其他基金會領導都愿意身體力行、不斷嘗試。雖然相比通過大型中間機構來開展工作而言，我們最初并不確定是否能給受助國帶來直接的、實質性的價值，但我們還是開始了一些嘗試。我的第一個重大項目總額4000萬美元，是為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獨立型發展政策智庫提供支持。其他團隊也開始嘗試和擴大類似的工作，例如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亞推出的新的農業項目，以及在東南亞和西非國家開展煙草控制項目等等。

　　在比爾2008年正式離開微軟、梅琳達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后，他們都開始更頻繁地前往基金會重點開展工作的國家。這使他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基金會的工作、與當地領袖見面，并向他們學習。

　　此后不久，他們也給了我更多的職責：在中國和印度設立代表處，將當地的艾滋病防控項目拓展到更多的領域，同時探討在非洲開設辦公室的可能。于是，在北京和德里之后，基金會又陸續在阿布賈、亞的斯亞貝巴和約翰內斯堡成立了辦公室。今天，我們在美國以外有230多名員工，其中絕大多數來自當地國家。

　　與此同時，我們也逐漸向千年發展目標看齊，不斷深化我們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國家援助機構，以及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多邊機構的長期伙伴關系。同時，我們更加有意識地選擇那些離最終受助人群更近的組織和個人作為贈款接收方。雖然這些伙伴大多來自服務交付和倡導領域，但也有研發領域。研發是我們最大的資助方向之一。

　　例如，我們在2003年推出了大挑戰計劃，針對14個重大科學挑戰開展研發。這些挑戰一旦得到解決，將大大減少全球健康領域的不平等。

　　最初，我們提供了多筆高額贈款，幾乎都給了高收入國家的成熟機構。后來我們在2008年推出了名為“探索大挑戰”的新項目，更加有意識地向中低收入國家拓展合作。我們還與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加拿大建立了資助伙伴關系，并與非洲、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啟動了區域性大挑戰項目。目前，大挑戰項目大部分受資助的科研人員都來自中低收入國家。

　　當然，這中間需要平衡。雖然我們不斷增加對中低收入國家的大學、企業和研究網絡的資助，但現實仍然是北方國家擁有大部分的技術專長和能力，因此也得到了我們贈款的很大一部分。不過，我們全身心致力于讓我們的贈款決策更加明智、更加系統化，以確保這些旨在幫助較低收入國家的資源能夠切實提升他們所在地區和本國的能力，從而產生可持續的影響。

　　定義我們的角色

　　雖然持續拓展和強化伙伴關系是獲得更好成效的重要一步，但我們也需要更好地了解我們能在哪些領域、以何種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加價值。比如，與私營或公共資金相比，慈善資金在應對衛生和教育挑戰方面能發揮哪些獨特的作用?

　　這是我2016年出任基金會首席戰略官一職時，比爾和梅琳達讓我著重思考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制定了一套新的戰略框架，闡釋我們相對于政府而言，如何更快地采取行動、承擔更多風險，從而幫助制定以循證為基礎的、可規�；�推廣的方法。這套框架還列出了我們如何能夠更好地利用私營部門的創新和交付專長，幫助滿足最貧困人口的需求。

　　在實踐中，我們的角色也根據我們在不同領域的比較優勢而發生變化�；�金會的內部戰略部門和各個項目團隊密切合作，共同梳理外部伙伴關系、現有專長，以及主要的需求和機會領域，然后制定有針對性的戰略，并且每年都要對這些戰略進行嚴格的評估。

　　我們應對新冠疫情危機的方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蓋茨基金會迄今為止已經為全球抗擊新冠疫情承諾超過20億美元，但這和各國政府和私營部門投入的資金相比微乎其微。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地發揮補充和增值作用。歸根結底，我們的資源主要用于確保盡快對邊緣化的社群提供有效支持。

　　2020年2月，在中國以外尚未發現任何新冠病例時，基金會的流行病學家們就認為這可能會演變成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我們了解到當時只有兩個非洲國家擁有新冠肺炎檢測能力，因此我們向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供了首筆新冠疫情相關贈款(后來又陸續提供多筆贈款)，以提高非洲大陸的檢測能力。

　　基金會在應對艾滋病、瘧疾、脊髓灰質炎和結核病等其他傳染病領域所積累的深厚知識和廣泛伙伴關系，是我們的重要資產。我們資助開發新的診斷工具、治療和疫苗，同時利用股權投資和金融擔保等方式，激勵企業在獲得監管批準之前，即使面臨不確定性也愿意開展規模生產。

　　我們利用現有項目中的前沿疾病建模分析，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進行決策。我們幫助創立了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并向其提供資助，促進全球公平獲取疫苗。與此同時，我們也為區域性的抗疫努力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包括非洲聯盟主導的疫苗和醫療用品采購計劃和南非的基因組測序網絡，后者成功檢測到德爾塔和奧密克戎變異株。我們還為從尼日利亞到孟加拉的范圍廣泛的政府伙伴提供支持，幫助他們向病人提供氧氣、對抗疫苗猶豫，等等。

　　無論是什么項目，我們提供的都不僅僅是資金，還有基金會員工的技術和戰略建議，以及伙伴關系。基金會有1700多名員工，他們來自政府、私營部門、多邊機構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不僅為基金會帶來深厚的知識積累，還有廣泛的個人和專業網絡。這使我們能夠更加系統地與我們的伙伴分享專業知識，支持他們進行最終決策和項目實施。

　　新冠疫情對我們最關注的社群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復。但我們也從中看到了希望。我們有望利用疫情期間開發的工具——例如聯網數字診斷測試和低成本藥物制造技術等，大大加快一些領域的進步。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我們五年前開始投入支持的mRNA疫苗技術，它有潛力改變我們預防艾滋病和瘧疾等其他疾病的方式。

　　展望未來

　　去年，加上為應對新冠疫情做出的承諾，基金會的贈款達到67億美元。除此以外，基金會的戰略投資基金還提供了數億美元的擔保、可免除貸款和其他融資，用來激勵企業參與抗疫，比如開展具有一定商業風險的疫苗生產工作。自21年前成立以來，蓋茨基金會已累計付出600多億美元的贈款。過去十年，我們的贈款支出每年都在增長。

　　蓋茨基金會目前有500多億美元的資金，去年比爾和梅琳達還慷慨地追加了150億美元的承諾，未來預計還有更多。此外，比爾和梅琳達要求基金會在他們過世后花掉全部的資金。這一切都決定了我們的獨特性，意味著我們將在未來幾十年在慈善領域持續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的捐贈規模需要有與之對等的高度責任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這些資源盡可能得到有效管理和使用。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關注贈款所能產生的實際影響，而不僅僅是把錢花出去。而衡量影響的指標是挽救生命的數量和為貧困人口及邊緣群體提供充分發揮潛力的機會。

　　這還要求我們對多元、平等與包容有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承諾。

　　基金會一直努力實現員工隊伍的多元化，并為此持續進行投入。在過去兩年里，我們對這方面的工作進行了系統性評估，例如在員工、前員工和伙伴中開展調研，幫助我們發現問題和正面例子。在此基礎上，基金會通過了一項多元、平等與包容承諾的公開聲明，并推出了一系列具體計劃，以增強我們這一承諾對內和對外的實際影響。我知道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但我相信基金會今后會更加全面、更有意識地持續做出改進。

　　我剛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時，曾飛到奧馬哈和沃倫·巴菲特共進午餐。他給了我很多好建議，其中一條是記住“ABC”。沃倫是在提醒我注意所有大型機構面臨的三種長期威脅：傲慢、官僚主義和自滿(arrogance, bureaucracy和complacency)。

　　如果合作伙伴和受贈方沒有任何動力向我們提供批判性的反饋，那么像蓋茨基金會這樣一個以使命為導向的機構很容易在不經意間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回音室——將自己的失敗合理化，并過度宣揚自己的成功。那將讓人們更加懷疑慈善的作用，以及慈善能否帶來真正的改變。

　　想避免這些陷阱沒有簡單的方案。我們需要不斷地自我審視，積極尋求并虛心接受來自各方的建設性批判，公開透明地利用我們的內部和外部評估機制，不斷論證我們能帶來最大影響的領域，避免對使命的盲目追求，并時刻保持專注。

　　比爾和梅琳達最大的優點之一，也是我把職業生涯的大部分貢獻給蓋茨基金會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愿意改變。尤其當他們了解到，有充分證據表明我們的工作能以更有效的方式來挽救生命和改善生活時，這一點體現得更加明顯。我們每次冒險投注時，總有一些嘗試會以失敗告終，但比爾和梅琳達從未因此變得更加保守，而是選擇快速失敗，然后從中學習，并實現改進。無論是性別平等、K-12教育，還是我們農業發展項目中的氣候適應投資，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在證據面前采納新的方式方法，摒棄舊的做法。他們和我都積極地期待新的成員加入理事會，幫助我們變得更加嚴謹和專注，這樣才能完成我們的使命，避開沃倫·巴菲特提到的陷阱。

　　今年是我加入基金會的第十六年、成為首席執行官的第三年、擔任理事會成員的第一年。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信，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能夠為幫助建立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世界發揮獨特的作用。我還相信，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里積累的專長和信譽，加上我們的創始人和聯席主席的堅定承諾、員工的熱忱和合作伙伴的支持，意味著即使挑戰依然存在，未來也一定會更加美好。我期待在未來幾年里繼續匯報我們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