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美國保守派法學學會“聯邦主義者協會”(Federalist Society)近日舉行了一場關于“監管社交媒體”的在線小組討論會議，與會者包括知名的政府官員和外部專家。

　　據參加會議的一名記者表示，他原本期待著這是一場關于隱私、數據可移植性、算法偏見和內容審核的熱烈討論。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花了大部分時間重溫了Sprint和T-Mobile之間的合并，以及圍繞寬帶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網絡中立進行了辯論。

　　這個討論小組是，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和第117屆國會中，社交媒體監管倡導者所面臨挑戰的一個縮影：辯論參與者幾乎都是過去幾年中電信和寬帶行業斗爭的老手，他們通常都是從同一個角度來看待社交媒體問題。辯論論壇也是一樣的：參眾兩院的科技和電信共享小組委員會。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阿吉特·帕伊(Ajit Pai)上個月曾表示，FCC對社交媒體公司擁有管轄權。

　　如果我們希望解決社交媒體的真正問題，就需要政府設立新的專業中心，負責監管互聯網的應用層。還需要來自外部的有組織的專家聲音，把討論焦點從電信業的陰影中轉移出來。除非發生這些變化，否則來自電信和寬帶行業的包袱，將繼續讓有關社交媒體監管的討論陷入困境。

　　以內容審核為例。民主黨人和公共利益團體支持《電信法案Title II》，意味著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不能阻止、偏袒或以其他方式，對互聯網流量施加歧視性政策。而共和黨人和寬帶公司則支持《電信法案Title I》，讓這些公司可以隨意地從

　　合作伙伴的內容和服務中創造額外收入。

　　在社交媒體方面，上述雙方完全轉變了立場。共和黨人認為，社交媒體公司不應該屏蔽或標記內容(為不適當的內容打標簽)，并指責它們對保守派有偏見。而民主黨人和公共利益團體則希望，這些公司能做更多的標記和內容審查。Public Knowledge一直主張，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不對流量進行干擾，該組織呼吁社交媒體公司設立信息清理服務，來梳理有問題的內容。

　　對于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電信公司，他們沒有意識到社交媒體公司應該獨立考慮其獨特問題，而是傾向于基于它們歷史上的網絡中立立場，通過相互指責對方來開啟這場辯論。

　　這些爭論并沒有讓我們距離合理監管社交媒體更近一步，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為拜登任命的FCC主席幾乎肯定會讓網絡中立重新浮出水面，并導致帕伊的政策發生逆轉。

　　一場關于社交媒體內容“適當化”(社交媒體對內容進行適當修改或管理)的健康辯論，將超越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比較(前文所述的會議內容)，而是要討論一些相關話題，比如需要大量人力來管理數十種語言的內容，以及此類工作可能對健康造成的危害。

　　此外，還要考慮社交媒體公司在其運營的國家，必須遵守仇恨和恐怖主義言論的法律規定的義務，即使這些規定被用來維護威權政府并冷卻政治異見。另外，還將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大規模的內容審查需要人工智能的幫助，人工智能在用戶生成和人類標記的內容的大數據集上進行訓練，這些內容總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偏見，機會主義的政客可能會認為這些偏見是政治性的。

　　社交媒體平臺的其他關鍵組成部分，在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或電信領域根本無法與之相提并論。通過算法提升和重新共享用戶界面中的按鈕，是決定哪些內容需要重點突出并放大的關鍵因素，無論它是陰謀論還是警察暴力視頻。由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管理的交換機和光纜，沒有任何“病毒機制”可言。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依靠數據包檢測，而不是用戶界面設計師，來確定用戶如何接收和交互內容。

　　在反壟斷和競爭方面，人們可能會認為，在電信問題上會有更多重疊，以及更深思熟慮的討論。盡管1984年強行打破AT&T壟斷(分拆)，實現了降低長途電話費的監管目標，但分拆Facebook不太可能補救民主黨人對虛假信息的擔憂，或者共和黨人對偏見的指控。

　　打個比方，迫使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剝離弗吉尼亞斯利姆(Virginia Slims)可能會讓奧馳亞(Altria)的股價下跌，但會讓這兩個卷煙品牌繼續留在貨架上。事實上，提高公眾健康需要全面的煙草法規，比如增加稅收和提高最低銷售年齡。

　　我們應該做些什么?

　　目前，數字經濟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在與電信公司共用一張雙層床數十年后，互聯網現在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在國會，這將意味著每個議院都有一個小組委員會，專門處理包括互聯網相關問題，包括社交媒體。

　　哈羅德·菲爾德(Harold Feld)提出的成立一個新的數字平臺委員會(Digital Platform Commission)的想法很好，該委員會獨立于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負責監管互聯網公司。用費爾德的話說，與其擴大FCC的權力，還不如成立一個新的機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互聯網企業的一些共性，這些特征在傳統通信網絡中并不常見。

　　在倡導方面，新一批美國互聯網公共利益團體(完全專注于應用層)將提升國會大廈的言論，起到更有效地制衡科技游說者的作用，將網絡層的負擔留給其他人。在歐洲，這種情況已經開始發生。

　　倡導組織AlgorithmWatch于2017年在柏林成立，目的是評估和闡明與社會相關的算法決策過程。雖然只有三年的歷史，但它卻是即將出臺的歐盟《數字服務法案》( Digital Services Act)的主要推動者，該法案將要求互聯網平臺在使用的算法方面更加透明。

　　Facebook 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呼吁政府和監管機構為Facebook的業務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是正確的，無論他的呼吁是真實的，還是為了逃避責任而假裝的。如今，對于拜登政府、國會和公共利益團體，是時候走出過去屢見不鮮的電信和網絡中立戰場，建立基礎設施以合理監管現代互聯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