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華社記者“臥底”騷擾電話源頭企業，發現每天有大量騷擾電話從這里打出，成千上萬條含有個人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等詳細信息的“文件”在大量微信群內“裸曬”，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已成一條地下黑色產業鏈。一名經驗豐富的電話推銷員稱，他平均每40分鐘能撥出250個號碼，一天2000個電話。

　　騷擾電話早已成為一種頑疾，而且騷擾電話對消費者不僅是騷擾，還存在欺騙等問題。比如新華社記者“臥底”發現，有培訓機構通過編造各種活動“截殺”消費者，即虛構一個截止時間，催消費者趕緊交錢。去年7月，工信部、最高法、最高檢等13個部門印發《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目前仍處于治理期，但一些騷擾電話源頭企業似乎沒有多大的影響，照常騷擾不止。

　　治理騷擾電話，“臥底”記者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線索新思路。首先，上述報道中“舉報”了多家機構，對治理部門而言是有價值的線索。比如“中邦金融”“深海教育”通過招聘、培訓電話推銷員，對消費者進行電話騷擾，以及幾家大型房產中介、互聯網公司是信息泄露的始作俑者，對這些被點名的企業應嚴查重罰。

　　此輪治理騷擾電話，已有企業受到處罰，但數量很少而且不太知名。如果從記者“臥底”發現的問題企業入手，對“中邦金融”等有組織的電話騷擾機構，依據《廣告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等開出罰單，對涉嫌泄露個人信息的企業，依據《網絡安全法》《刑法》等進行追責，才能有明顯的震懾效果。

　　其次，暴露出電信企業沒有盡到責任。騷擾電話的存在，一般離不開電話卡，也離不開電信網絡，為避免屢被投訴、標記，涉事企業推銷員會不斷更新號碼，公司則統一辦理170號段電話卡，可見虛擬運營商是騷擾電話的“幫兇”，這需要從嚴治理虛擬運營商，落實實名制。另外，三大運營商對騷擾電話缺少有效的識別和攔截手段，這一點也要治理。

　　今年5月，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騷擾電話管控不力問題約談了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江蘇、浙江、四川等問題突出的四省電信公司。6月份，江蘇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聯合江蘇省消保委就騷擾電話問題約談該省三大運營商。雖然約談也是一種治理手段，但從現實情況來看，約談效果比較有限。在此基礎上，有必要對三大運營商開罰單。

　　再次，治理騷擾電話應當多采取非常手段。騷擾電話的源頭在哪兒，究竟如何運作，只有徹底搞清楚這些問題才能“對癥下藥”。新華社記者通過暗訪、“臥底”等手段發現了部分真相，為進一步治理提供了依據，但不能只靠記者“臥底”，有關部門能否也采取非常規手段去取證、查處，也值得考慮，這不僅能查處個案，也能發現深層問題。

　　要想有效治理騷擾電話，有關方面既要換位思考消費者的“憤怒與無奈”，也要看到電話推銷企業、信息泄露企業的狡猾與利欲熏心，還要看到電信運營企業的麻木與失責，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期待加快出臺和完善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重罰電話騷擾違法行為。